2014 年，有一本生動描繪了柬埔寨歷史的書——《柬埔寨：被詛咒的國度》。透過記者的書寫角度，這本書可說是精彩絕倫，時序來到我讀完這本書後，我才發現，那些在外國人眼中輕描淡寫的部分，才是當地人最揮之不去的噩夢。
《他們先殺了我父親》這本書描繪的年代不長，大概是從 1975 到 1980 年。這五年間，我們看過《我們最幸福》、《吃佛》，甚至是《像我一樣黑》所描繪的場景。
作者的父親在紅色高棉尚未掌權前，是一位憲兵，很受人敬重。作者黃良一家人包含父母總共有九位，原本住在金邊一層公寓裡，以當時的時空背景應該不只是書中寫的中產階級，應該算是小康家庭。
在赤柬（紅色高棉）掌權後，父親的職位就成了新政權主要獵殺的對象。為了生存，他們一行人急急忙忙從首都撤離到鄉村，路上不乏安卡（赤柬另一代稱）的軍隊駐紮。每一個檢查哨，都有士兵駐守。
黃良一家人不能宣稱自己曾是都市人甚至在政治體系下擔任要角的身分，只能轉以農夫自稱。只有這樣的身分偽裝，才能繼續生存下去。不禁要問，這麼多身分中，為何「農夫」是安全的選擇呢？
這就牽涉到紅色高棉受到當時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宗旨在於打造農業社會主義的柬埔寨，所有人都從都市驅趕到農村建設。同時，廢除貨幣、禁止宗教信仰、沒收一切私有財產、取消城市、拆散家庭、禁止知識和書籍的傳播等等。這呼應到我前面說的，彷彿《吃佛》在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時代下的翻版。
這樣的場景，和後來 1990 年代北韓發生「苦難的行軍」也極為相似。極端的改革導致大規模饑荒，強調絕對自給自足，導致數千人喪生於瘧疾等可治癒疾病；而在統治的短短四年期間，波布還以種族清洗及此人是否還有生產價值等名義處決了大量平民和前政權的軍隊人員，各種原因最終造成大量平民喪生，詳細的死亡人數至今無法詳述。
作者一家人在這五年中，父親雖然一開始透過偽裝自己的身分躲過一劫，但再經過一段時間後，還是被追查出來，父親就從作者及媽媽的眼前帶走。雖然當時帶他走的軍人說，隔天父親就會回來，但自始至終，父親都不再出現。
隨著糧食分配不足，但大家的勞動量卻日益加重，死亡的人數天天在暴增。就算得以存活，也只是在死亡線邊徘徊。最後作者的媽媽認為一家人再聚在一起生活，只有可能全部都一起命喪黃泉，所以讓包括作者在內的三個小孩各自分散，尋找其他專給兒童的勞動營。
很慶幸也很悲傷的是，作者的媽媽及最小的女兒，果真在某一天被帶走，從此以後再也沒有見過面，而那一天離波布政權瓦解僅差幾個月，這個遺憾在作者從難民營逃到其他國家後，始終縈繞在她心中。
歷史事件總是以類似的架構循環，不變的是底層受害者。當獨裁者以糧食當作支配的基礎，老百姓們根本無心對抗，也無力逃跑，只能逆來順受。
後來估計此次的屠殺大約 200 多萬人，佔了當時柬埔寨的人口四分之一。這樣的事件只發生在距今四五十年前而已。拉到現代，俄羅斯透過武器優勢，近乎無理地進攻烏克蘭，平民遭到無差別轟炸及濫殺。
人類始終無法從歷史學到東西，但會將歷史發生的憾事一再重演，而平民始終是歷史洪流中被遺忘的聲音。